中美80年代蜜月期-軍事合作秘聞
2014-02-11 16:29:08 中華網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美關係史》記載，當時，經過高層推動，中美武器技術合作集中在反坦克、火砲、防空和對艦反潛四個方面。
2013年11月12日至14日，中美兩軍在夏威夷舉行首次人道主義救援減災聯合實兵演練。這是中國軍隊首次派出實兵到美國本土舉行演習。
據中國國防部消息透露，此次演練包括裝備展示、技能交流、聯合行動三個科目。
這次軍事行動延續了年初以來中美軍事交流的良好勢頭：兩國海軍已在亞丁灣、夏威夷附近海域多次舉行聯合演練、演習，軍隊高層互訪頻繁。
而據稱目前中方已經接受美方邀請，將派實兵參加“環太平洋-2014”聯合軍事演習。
“軍事交流是中美關係的晴雨表。”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此前接受《瞭望東方周刊》採訪時說。這位《中美關係史》作者認為，中美之間的軍事合作與交流遠比人們想像的穩定。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上世紀80年代，中美兩國在軍事領域進行了實質性的合作。今天重述其中的一些情節，仍令人對“歷史的窗口”頗多感嘆。
歷史性的第一次
中美兩軍的第一次公開交流是1979年末中國國防大學代表團的美國之行。此後短短兩年間，兩國軍事交流合作方面的諸多“第一次”紛紛登場。
1978年1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佈朗訪華。布朗抵達北京後不久，蘇聯入侵阿富汗。時任美國總統卡特立刻致電代表團，同意向中國出售非致命性軍事裝備，比如來自“陸地衛星”系統的偵察照片。
“陸地衛星”地球觀測衛星系統的首星于1972年發射，當時有兩顆在軌，每一顆都以18天為一個週期環繞地球運行，能夠提供當時最好的衛星照片。一直到1985年9月，“陸地衛星”系統的發射和管理才由美國政府部門移交給商業公司。
其實，中美之間的情報合作可以追溯到1979年之前。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寫道，他於1978年訪華時就向中方提供了駐紮在中蘇邊界附近蘇軍動向的信息。此後，中央情報局還曾提議與中國建立聯合觀察所。
在劉華清、耿飚歷史性地率團訪美之前，1980年3月，美國決定將對中國的出口級別上升為P類，即“友好的非盟國”。 1983年，這個級別又上調至V類，與西歐盟國相同。
1980年9月，由分管工程與研究的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率領的軍事代表團抵達北京，宣布可以向中國出售先進雷達、運輸型直升機、電子偵察裝置以及帶有先進軍事軟件的計算機。
1981年6月，美國最終決定取消對中國出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限制。一個月後，一名美國陸軍上尉到北京大學學習。他於兩年後回國，並在80年代末出任美國駐華使館官員。
1983年末，美國重新放寬了對中國出口武器的限制，將出口武器、技術劃分為紅、黃、綠三類，只有可能會對美國產生威脅的先進進攻性武器才被劃分到紅色區。
裡根在1984年訪華時說，一個強大的中國符合“美國的利益”。
而根據原國防部部長遲浩田回憶，1983年9月，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訪華。 “當時美蘇爭霸，美國在戰略上對中國有所求，但在談判桌上，卻處處表現出一股霸氣，似乎中國離開美國就活不下去了。”張愛萍當即予以駁斥，同時批評美國肆意干涉別國內政的行徑，“並對發展兩軍交往在鞏固兩國友好關係中的作用作了深入淺出的闡述”。
後來當張愛萍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美時，一位美國將軍帶著質問的口氣問道：50年代初，你們為什麼出兵朝鮮？
張愛萍回敬說：“那你們為什麼跨過太平洋出兵朝鮮呢？……砲彈落到我們家門口了，還想讓我們坐以待斃嗎？你們出兵是乾涉別國內政，我們出兵是保家衛國。”
據遲浩田回憶，“隨後，愛萍同志又對美方在台灣問題、核試驗問題上的挑釁性行為進行了堅決的回擊”。
美好的1985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美關係史》記載，當時，經過高層推動，中美武器技術合作集中在反坦克、火砲、防空和對艦反潛四個方面。
張愛萍於1984年6月訪美，兩國簽訂的軍事技術合作協議，使中國獲得了“拖式”反坦克導彈、“鷹式”防空導彈，以及穿甲彈、高爆火藥等的生產技術。美國武器和技術人員紛紛來到中國。
最早抵達中國的美國裝備之一就是“黑鷹”直升機。 “黑鷹”自80年代成為美國軍隊的通用直升機，一直服役至今。中國得到了24架單價600萬美元的民用型“黑鷹”，加上配附件和人員培訓費用，共約1.5億美元。
據解放軍陸軍航空兵著名飛行員亞森?斯迪克向本刊記者回憶，當時他們部隊的一名副團長、一名副大隊長曾被派往美國學習。 1985年春天，“黑鷹”抵達烏魯木齊。
斯迪克說，當時還對“黑鷹”進行了改裝，使習慣了蘇式直升機的中國飛行員能更便利地操縱。
“黑鷹”在近7000公尺高空載重1噸以上的能力讓中國飛行員驚訝。正是由於它的出現，解放軍直升機巡邏阿里高原邊境成為可能。
《美國與中國---邁向新世紀的回顧》一書則描述，1985年底，一個包括波音、福特以及洛克希德等大型公司的美國代表團訪華。時任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沙利文說，這次訪問不是為了出售武器，而是建立一個機制，其最終結果是建立美中合作的軍工企業。
在火砲方面，美國最終同意向中國出售價值6200萬美元的四組反砲兵雷達以及無線電等支援系統，它們可以在砲戰時快速測量對方的火砲陣地。
為了熟練使用這些裝備，一些解放軍官兵在俄克拉荷馬州塞爾要塞的砲兵學校進行了學習和訓練。
1988年，美國陸軍訓練和理論司令部指揮官率領的代表團觀摩解放軍實戰訓練時，解放軍戰士熟練演示瞭如何使用這些裝備。
上述情節出現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決策參謀部主任、中校馬偉寧在復旦大學的博士畢業論文中。他認為，這些裝備奠定了中國火砲定位雷達事業的基礎。
《中美關係史》還介紹說，有7名解放軍學員到佛羅里達的奧蘭多海軍武器訓練中心學習如何使用“MK46-2”型魚雷。中國購買了4枚這種魚雷，價值大約800萬美元。
“MK46”型魚雷是美國專門設計用來攻擊高速潛艦的輕型魚雷，也是美國海軍存量最大的輕型反潛魚雷，同時是北約現役標準武器。
“和平珍珠”
在所有這些合作項目中，最著名的莫過於航空領域的合作。
首先是“和平珍珠”計劃。根據協議，美國將為中國提供55 架次“殲8Ⅱ”戰鬥機改造的裝備和武器，主要是雷達和火控系統。這樣它就可以攔截從北方入侵的高空轟炸機。
最終兩架“殲8Ⅱ”運到美國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空軍飛行試驗中心”，另有多名中國技術人員到紐約長島格魯門公司、代頓空軍基地受訓。
“殲8Ⅱ”是仿製蘇聯的“米格21”製造的，馬偉寧認為，在中美合作後，它的後期型號也帶有美國“F4”戰鬥機的影子。
而格魯門公司當時還在與中國進行另一項合作：“超7”，也就是超越“殲7”的意思。在合作結束後，它最終演變成為“梟龍”戰機。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飛機設計師屠基達在回憶錄中說：“當時，格魯門在和我們合作'超7'的同時，正在從事由他們公司承包的'殲8Ⅱ''和平珍珠'項目。這項目安排在與11廠房相鄰的廠房工作，故每天上下班，我們與瀋陽的同志經常遙遙相望，但相互不來往。”
“超7”最初是通過嫁接美國“F20”戰機機頭等辦法，升級“殲7”並向巴基斯坦出口，後來新加坡也表示了濃厚的興趣。
據屠基達回憶，他們第一次抵達格魯門公司的工廠就安排了三天參觀和接待，“其比較開放的姿態，初步給我們一個'有合作好的願望'的印象，因為在此之前，還沒有哪一批中國人在這個公司看到那麼多。”
除了進入貼有“外國人不得進入”門牌的工作室，中國人還參觀了剛剛準備列裝美軍的“F14”戰機，“是敞開給我們看的，公司還專門派人給我們拍參觀照。飛機很大很高，不愧是重型戰鬥機，對我們習慣於輕小殲擊機的人來說，很難聯想這龐然大物在空中身手仍是十分靈活矯健的。”屠基達感嘆。
參觀生產線後，他們甚至看到了先進的前掠翼飛機“X29”的試驗機。這種飛機只製造了兩架，使用通用公司的F404發動機，按照計劃它也會被用於“殲8Ⅱ”改裝和“超7”。
後來通用公司又邀請他們去參觀工廠，“裝在發動機左側的電子控制系統盒子只有一本32開精裝書那麼大，很是精巧。參觀完畢，為了優待貴賓，特意讓我們在一台完整髮動機前合了一個影。”
很快，惠普公司也邀請他們去參觀，推銷自己的發動機。
從屠基達的回憶中可以看到，美國公司對中國訂單充滿了興趣。當中國人後來想再參觀一次“X29”時，“格魯門又組織我們去看。因為飛機上的F404發動機本已拆除，我們又提出能看到發動機，他們答應予以研究。”
屠基達還談到，在與格魯門談判“超7”研發經費時，“原來'和平珍珠'項目中，我國買了美國不少硬件，我國就有30%的補償貿易權，而要做成這些補償貿易額度，格魯門要花費占補償貿易額度1/15的工作費用。所以中方如果放棄一些補償貿易權，格魯門就可節省出這筆工作費用來轉入'超7'初步設計用”。
“中止”之後，局勢突變在持續10年的互訪中，美軍高級將領不僅參觀了青島的中國海軍基地和核潛艇部隊、西昌衛星發射基地，還訪問了南京的電子工業部14所等科研單位。這個機構正參與中國戰略預警雷達的研製，後者專門用來偵探可攜帶核武器的戰略導彈發射情況。
1989年4月11日，中國海軍訓練艦“鄭和”號由北海艦隊司令馬辛春中將率領訪問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的總部珍珠港，這是中國海軍軍艦第一次訪美。一個月後，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旗艦“藍岭”號及另外兩艘軍艦在艦隊司令的率領下回訪了上海。
此前在1986年11月，美國第七艦隊的三艘軍艦訪問青島，這是美國艦隊第一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港口，也是中美兩軍第一次大規模的面對面接觸。有3000多名美國海軍官兵穿著軍服進入青島市，好奇地參觀了這座城市。
1989年政治風波後，美國宣布停止一切對華軍事交流合作。除了中斷高層互訪，當時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即將運往中國的6架“支奴干”直升機。這是一種多功能、雙引擎、雙螺旋槳的中型運輸直升機。
屠基達注意到，美國總統布什宣布：“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間軍售和商業性武器出口，中斷中美軍事領導人之間的互訪活動……”“這個中止原詞即suspend，注意這個中止不是終止，是暫停的意思。”
“和平珍珠”和“超7”都在中止之列。格魯門公司於6月8日晚通知在那裡的中方人員，第二天不必去上班了，“但今天還可去辦公室取回一切資料、用品。大約因是公司間的合作，格魯門網開一面，5日即與沈泳沅打招呼，6、7兩日中方可抓緊問要問的問題和索取相關的數據資料。而'和平珍珠'項目則事先未打招呼，7日下班前一小時通知說，8日不能進辦公室”。
“超7”後來先後向歐洲和蘇聯尋求合作，最終於2005年面世的“梟龍”安裝了英國的火控雷達和俄羅斯的發動機，這時它的編號已經是“FC1”即“中國戰鬥機一號”(Fighter China No.1)，而且是與“超7”完全不同的兩種飛機。
其實到1989年10月，格魯門公司國際部還借北京航展到中國洽談“超7”。 “帶了一份關於'超7'工作的現狀和建議給我。格魯門客人表示，初步設計未用完的錢仍保存著，待美政府解除禁令後可繼續合作。他們對參加'超7'第二階段工作仍有興趣。”
當年12月，格魯門公司還專門寫信給美國國務院，希望解凍“和平珍珠”、“超7”。
也就是在1989年10月，美國允許中國技術人員和軍事官員回到美國，繼續“和平珍珠”計劃，之前的7月，布什政府也曾對4架波音757出口中國的合同解禁，其中包括軍地兩用的導航系統。
隨著冷戰結束，所有推動上世紀80年代中美軍事合作的要素，在進入90年代後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中美共同面對的威脅不復存在，而這恰恰是支撐兩國軍事合作的基礎。
同時，中國在政治、經濟領域實力增強，這被認為對美國的全球性主導地位構成挑戰。
而更為重要的是，兩年后海灣戰爭爆發，美國展示出的先進的軍事力量和軍事理念，促成了解放軍深刻的自我反思。
到1993年克林頓入主白宮，中美軍事合作交流雖然出現回暖徵兆，卻發生了意味深長的轉變---基於“安全管理”或“危機管控”的軍事接觸，成為雙方都力圖推進的重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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